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国家强盛的支撑。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现“中国文化”复兴之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解放思想，导致学术界兴起“文化热”。文化界和旅游界专家持续多年的文化研究致使“文化学”成为热门学科，进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推动作用。现在，文化建设受到各级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不仅仅是口号，更是文化建设行动纲领。
“区域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中创造出的带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烙印的文化，经过千百年的兼容并蓄、传承与发展形成的区域文明。历代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包括齐鲁文化、徽州文化、闽南文化、巴渝文化、巴楚文化、湖湘文化和敦煌文化等。“区域文化”发展经历部落文化、方国文化和地域文化三个阶段。岁月沧桑，朝代更替，区域造成的多样性文化世代传承，为中国社会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区域文化”旅游资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尤以俞晓群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涵盖最广，包括《三秦文化》和《黔贵文化》等24本著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该丛书主编遗忘早已形成并且产生深远影响的区域文化“武陵文化”。有鉴于此，湖北民族学院黄柏权教授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发表第一篇研讨武陵文化的学术论文《论武陵文化》，在公开刊物上首次提出“武陵文化”这个概念。为了深入研究武陵地区区域文化，戴楚洲和熊正贤教授费时十多年，考察了武陵地区所有市（州），首次撰写系统研究武陵文化的学术著作《中国武陵文化》一书，长达34万多字，以期弥补学术界区域文化研究之不足，从而达到繁荣武陵文化、发展武陵地区文化产业的目的。通读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5月出版的《中国武陵文化》一书。我认为《中国武陵文化》体系完善，资料翔实，逻辑严密，理论性强，具有四个方面的学术新意和文化价值，可谓学术界第一本深入研究武陵文化的开山佳作：
一是界定了武陵文化基本概念。武陵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巍峨雄伟的武陵山脉聚居着“建始人”、 “长阳人”和“石门人”等人类祖先。先秦时期，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苗人、楚人和越人等古代民族融合之地。此后历朝历代土家、苗家和侗家祖先留下长达千里、蕴藏“武陵文化”的文化沉积带。该书作者认为“武陵文化”内涵丰富，“武陵文化”是指历代居住在武陵地区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仡佬族和汉族等世居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是“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武陵文化”外延宽泛，武陵地区独具个性的文化包括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旅游文化、城镇文化、医药文化等八大系列。作者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三个方面考察了武陵文化生成机制，概括了武陵文化基本特征：武陵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武陵文化是山地丘陵的文化，武陵文化是神秘浪漫的文化，武陵文化是崇尚武勇的文化，武陵文化是多元融合的文化。武陵文化是以土家族、苗族、侗族文化为主体，并且吸收濮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越文化的基因，在保持其神秘浪漫、崇尚武勇等特征的前提下，显示出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特征。这些文化特征正是武陵文化以强大的生命力保留在武陵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是追溯了武陵文化历史渊源。作者阐述了武陵地区远古时代人类遗迹，首次提出武陵地区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作者探索了武陵文化直接源头。上古时代，武陵地区聚居文化系统不同以及所奉祖先不同的濮、巴、楚、越和三苗等古代民族。武陵文化直接源头是先秦时期武陵地区古代民族共同创造的“南蛮文化”，包括濮文化、巴文化、楚文化、越文化和三苗文化。武陵文化是以濮文化为潜流、以巴文化为干流、以楚文化为主流融合而成的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作者理清了武陵文化发展脉络，武陵地区自有人类以来，武陵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秦朝建立以后，创建郡、县等制度，在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体制中，“武陵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富有特色、底蕴深厚的区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三是归纳了武陵文化主要内容。武陵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共有少数民族1200多万人。其中，有土家族770多万人、苗族300多万人、侗族130多万人。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者叙述了世居武陵山区各族先民创造的“武陵文化”主要内容，包括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城镇文化、医药文化八大主流文化。武陵文化主要内容以“八大系列”为主体，积淀大量的文物古迹、民族文化和生态文化等旅游资源。这些既是旅游与文化繁荣的助推器，又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增长极。